2007年9月27日,膜结构工程开始施工。

2008年3月3日晚,首次进行全面试灯。 更多图片请看“鸟巢”大事记

温总理慰问老翟等“鸟巢”农民工。

杨德禄希望他的博物馆能够在奥运前开馆 特约记者王晓晨摄

朱昱和李宁希望透过记录“鸟巢”记录历史。 特约记者陆欣摄

那老爷子跟邓亚萍传递雅典奥运会火炬。CFP图片

“鸟巢”在此,传奇在侧

一开始，没有人知道国家体育场的模样，或者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国家体育场。后来，瑞士和中国设计师联袂在图纸上画出它的样子，国家体育场被一锤定音，顺便多了一个诨名，或叫昵称，“鸟巢”。从此，北京龙脉北端之上，矗立起一个时代的产物。

奥运催生了这个庞然大物，它生在开放的北京。这个南北长333米、东西宽298米的巨构，是奥林匹克历史上跨度最大的钢结构建筑，据说平面尺寸可以容纳下巴黎的埃菲尔铁塔。它红色的中国心外，承载着4.2万吨钢铸“枝蔓”的炫目外表。

2001年7月13日之后，伴随着北京启动规模浩大的总体规划修编，完成了与奥运相关的规划与建筑设计，它和许多举世瞩目的巨构一起，相继在新北京的版图上展开。然而没有什么能胜过它，因为它的形象，与脚下城市和所处盛世的心态如此契合。于是，它被幻化成虚拟的意象和符号，不再是一座单纯的体育场。

它生于奥运，也凝聚着中国这个国家和北京这座城市的抱负。它既被认为代表了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，又被看做是在借奥运之口，尝试许中国和北京一个光明的未来。

它受人瞩目，或许还因为再没有哪个建筑，如它的诞生那般多风多雨。许多人说它是最好的奥运场馆，21世纪的建筑遗产，更多的人表示沉默。原本它有一个后现代的天灵盖，后来却被无声无息地“精简”掉。无论是建，还是暂停，暂停以后再建，每一次争论过后，新的争论必将开始。

它到底是不是一个体育场？如果是，中国又到底需不需要这样一个体育场？这样的话题，到今天还在继续……但所有的喋喋不休都抵挡不住它的孕育。

它还是来了，未出世就被标榜为新北京的地标，一现身就接受世人的朝拜。

它并不像它的外表那样特立独行和漠然。走近一点端详，你会发现它有大大小小100多个出口，却没有一扇真正意义的门。据说这些出口的功能不是隔离，而是流通。冷峻威严或许是对它的一个误会，开放包容也许才是它的真胸襟。厚重如它，毕竟有着强大的磁场。

它的前世和今生一样著名，人们仰慕它的今生，记挂它的前世，它让它的建设者一夜成名，也让朝拜者洞察世情。人们借它审视社会，也借它表达内心。

它该不该出现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黑与白的问题。回答这个问题，需要时间去检验和证明。在此之前，它就在那里。

不管有多少纷争和仰视，它始终缄默地站在那里。

不管你认不认同，它必定成就一段传奇。胡群芳/文

明星农民工,因“鸟巢”应运而生

老翟对“鸟巢”如数家珍。本报记者胡群芳摄

这是老翟当选2007年度“三农”代表以后,在后台等待演讲时的情景。

老翟在施工作业中。

★建造者翟树森

◎其人

老翟是“鸟巢”建筑农民工里的明星人物。2007年7月17日，他成为被温家宝总理接见的6个“鸟巢”农民工之一；再后来，他被北京市总工会评为优秀农民工；后来又两次应贵州卫视邀请，参加《中国农民工》特别访谈。2007年他还当选CCTV07年度三农人物。

老翟是除设计者赫尔佐格、德梅隆与李兴刚之外，“鸟巢”工地上最有名的角儿。

◎其言

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民工。———不论在那个场合，这铁定是老翟的开场白。

没有翟树森，“鸟巢”或终将是今日的“鸟巢”；没有“鸟巢”，翟树森肯定不会是今日的翟树森。

“鸟巢”之前，翟树森是一个农民工。“鸟巢”之后，很多人眼里的翟树森俨然“明星”；而他本人，仍坚信自己是农民工，不过比别人暂时多一些知名度而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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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到老翟，他驾轻就熟地递给记者一张“个人简历”，上面记载着他在北京13年来参与的主要工程。乍一看，脚穿皮鞋、被无数媒体采访过的老翟跟印象中的“农民工”有些不同。等到聊得兴起，跟他打趣说“您现在可是大名人了”，一声羞赧的“哎呀———”又暴露了他朴实的本性。

主角

位于北辰西路的奥林匹克中心区东南出口，是离“鸟巢”最近的出口。2006年9月17日，“鸟巢”钢结构成功卸载的那天起，这个出口从早到晚，人群络绎不绝。工程人员、媒体记者、中外参观者，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接近“鸟巢”。

更多的人无法靠近还未开放的“鸟巢”，他们到达那个出口的惯常程序是，在门外踮起脚尖看看远处的“鸟巢”，或寻个小土坡，让自己站在一个并不高的“制高点”上，与身后的“鸟巢”合个影。角度好的话，兴许还能把旁边的“水立方”框进来。许多人把旁边拍照的人一起拍了下来，自己又无意间成了对方的背景，大家相视一笑，并不计较。

在“鸟巢”面前，所有的人似乎都是配角。

58岁的翟树森也没有想到，有一天，他倒成了“鸟巢”的主角。

2008年3月14日，第一次见到老翟。“鸟巢”主体结构已经完成，内部仍在装修。未彻底竣工的“鸟巢”还在吊人胃口，回家过年后老翟又回到了“鸟巢”。

春节前，工地上的许多事情等待收尾，他忙得错过了时间，白白浪费了一张“鸟巢”承建方公司特意“奖”给他的返乡机票。春节，他在河南开封县老家只呆了十来天。节后，大部分撤回家的兄弟没再过来，他是队长，还要回来跟承建方公司对账。

这大概是老翟在“鸟巢”工地面临的最后一个难题。好在老翟要做的，只需要耐心等待，等和承建方公司一一过账后，给跟着他干了四年的农民工兄弟一个完满的交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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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“鸟巢”还只是图纸上的一个复杂构想，老翟就进入了“鸟巢”工地。

2003年9月，翟树森和他的农民工分队正式入驻“鸟巢”工地，他们是最早一批进入“鸟巢”工地的农民工，并一直干到2007年底完成“鸟巢”的全部土建工程后才逐步撤离。

进巢

2003年8月的一天，中国农业大学西校区附近的一个小区工地上，来自河南的建筑农民工分队队长翟树森，带着他的农民工兄弟们正在赶工程进度。手机响了，找他的人叫赵光明。

赵光明和翟树森是老熟人。赵光明找翟树森，是让后者到另外一个工地“帮帮忙”。这个工地在北京中轴线北部，赵光明说那里要建国家体育场。

1994年，翟树森和他的施工小分队接了一个活，盖新东安商场。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赵光明是新东安商场项目的质量部长，翟树森是在他手下干活的农民工分队长和技术员。因为经验丰富，给项目施工和质量安全提了不少宝贵意见的翟树森，给赵光明留下深刻印象。以至于新东安商场项目结束好几年后，成为国家体育场承建方相关负责人的赵光明，在想找能干活的人时，立马就想到了翟树森。

答应了赵光明，翟树森随后就来到赵光明所说的工地。那时候，工地上旧的还在拆迁，新的全无踪影，“鸟巢”还不知从何谈起。当时的翟树森更没有意识到，这个“国家体育场”还承载了多么重大的蕴意。他只知道，他会兢兢业业地带领大伙把活干好，就像此前十多年在北京的其他项目一样。

初到工地，翟树森的队伍就参与了“鸟巢”项目的前期工作。他们的任务从协助完成还在进行的拆迁开始。翟树森记得，刚进工地时，工地上不仅有树和荒草，位于现在的“鸟巢”南面的几栋别墅也还在。看着价值好几百万的别墅在他们眼皮底下消失，心里还觉得“太可惜了”。

旧的总归要去，新的还是要来。

后来，差点成为“鸟巢”工程建设总指挥的赵光明离开了，翟树森却留了下来，和工友开始了在“鸟巢”工地长达四年的安营扎寨。其间，他们光搬家就搬了四五次。临建的农民工宿舍，随着工地建设的推进，不断让路，不断挪窝。

第一次到工地时，在图纸上看到的“鸟巢”虚拟形象，也一步步在他们面前真实地立起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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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“鸟巢”的过程就是一个面对难题、克服难题的过程。从进入“鸟巢”工地的第一天起，在和沙、土、钢筋较劲的过程中，老翟从未想过要打退堂鼓。即使是2004年，奥运场馆工程“瘦身”，处在纷争中的“鸟巢”因为要不要盖子的问题被迫停工。将近一年的停工时间里，老翟和施工队仍坚守在“鸟巢”工地，为主体工程做排水开挖前的准备。

筑巢

在工地上，人们习惯称翟树森为“老翟”。一开始，老翟以为赵光明让他来“帮忙”的工程，就是一个普通工程。

直到2003年12月24日“鸟巢”正式开工，开工典礼上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来了，老翟心里才知道，“这个项目很不一般”。

“鸟巢”工程分为混凝土结构、钢结构、内外装修与机电设备安装调试等三大部分。老翟带领的农民工队参与的是混凝土结构施工，就是为“鸟巢”打基础和底子。

“鸟巢”之前，在北京打了13年工的老翟算得上是“老北京了”。新东安市场、文化部大楼、新世界商场二期、北四环、东四环高碑店大桥，甚至国家大剧院，老翟和他的施工队在工地上见证了北京近年的巨变。

拥有施工员证书、预算员证书和电气焊操作证的老翟，不仅被认为是建筑工地上的多面手，还因为肯钻研，既细心又有责任感，深得项目经理们信任。

“鸟巢”混凝土结构施工，难度最大的是清水墙工程。清水墙主要应用在看台出入口处两侧的墙体上。因为这部分墙体是“鸟巢”的门面之一，要求拆模后的墙体表面不允许有任何缺憾和修补。“鸟巢”承建方领导一开始就认为，老翟是筑清水墙的不二人选。

2005年年底开始，老翟带着工友和工程师一道钻研，各种土法、洋技术都试验过后，终于琢磨出一套符合奥运场馆建设标准的清水混凝土施工方案。据此方案，制好的清水墙模板绝不跑浆漏料，近乎滴水不漏。

现在无论对谁说起“鸟巢”，老翟都会如数家珍———看台上有133个出口，从钢结构纵向轴线的第76轴到第112轴，看台上占建筑面积1/3的清水楼梯都是由他的施工队完成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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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5年至2007年间，美国CNN、《北京青年报》、河南《大河报》等20多家中外媒体在“鸟巢”工地采访过老翟。

他甚至记得，沙特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的三组不同人马分别采访过他三次，中央电视台和韩国一家电视台还找到他河南开封县的家，把镜头对准了“鸟巢”外的他的家人。

成名

2006年，随着工程的推进，“鸟巢”渐渐破壳。看着钢结构慢慢成型，老翟自编的河南版山东快板也呼之欲出。

一年后，老翟这首原本自娱自乐的《说“鸟巢”》在央视播出。

此前，老翟已经成了名人。

之前的2006年9月17日，“鸟巢”钢结构卸载成功，“鸟巢”从蓝图变成现实。那晚，觉得“不写点啥，怪可惜”的老翟给大儿子建波写下了一封家书。

随后，老翟听说北京市总工会和市建委正在举办首届来京务工农民工“一封家书”征文活动，就用这封家书参加了征文。这封最先登载在《北京城建报》上的家书，后来又陆续被《人民日报》一版摘发。

本来，老翟的施工队因为技术过硬———筑清水楼梯都是一次成功，且没有一件成品因为不合格而砸掉———在“鸟巢”土建工地上，这就是“金字招牌”一块。这封家书更让老翟的名声传出了工地。

在河南老家，老翟也是名声在外。省、市领导到他家探望，送给他老伴袁玉香一部手机，外加200块钱话费，老翟还差点成了省人大代表。他89岁的老母亲逢人就说，“我儿子打工打出名啦！”两个儿子在电视上看见老翟到央视领奖、到河南大学演讲，拿老爸开涮:“看俺爸的手势怎恁像毛主席！”

“鸟巢”工地农民工如此之多，出名的为何偏偏是老翟？

老翟是工地上有名的“秀才”。初中毕业的老翟曾用三句话概括他38年的建筑农民工生涯，“砌墙抹灰电汽焊，后勤管理预决算，农民工队长技术员”。工地上人人都知道初中毕业的老翟是个多面手喜欢读报写字，“还能说几句话”。每每有媒体采访，“鸟巢”项目领导总是把老翟往前推。

央视的一个奥运活动启动仪式上，老翟曾即兴说出“当奥运开幕的时候，让全世界的人看到中国的农民工队伍，也是一支很强的队伍……”这样的话让采访者满意，老翟也觉得“不丢人，不丢身份”。

即使是面对外国记者，老翟也有问必答。他说国外媒体关注农民工的方面大同小异，无非是问工资如何，生活条件如何，他不仅总可以对他们说两句“比较先进的话”，还特别注意“不能有负面影响”。

成名后，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体，老翟既不觉烦也不发怵，他心态平和地接受了这些，把这当成生活中的一部分，并说“正面宣传‘鸟巢’，是个好事儿”。

只有一次采访，被见惯“世面”的老翟记到现在。那是老翟刚被推到“前台”不久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女编导到工地来采访，第一次面对女记者的老翟由于太紧张、放不开，接受采访时“精神状态很不好”，他至今对此耿耿于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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奥运临近了，北京所有的土建工程都将暂停。老翟也趁机回家休整一段时间。离开“鸟巢”回到家的老翟说“没有什么烦心事，但离心满意足还早”。两个在读大学的儿子即将走上社会，老翟再有名，也还得为他们的将来操心。老翟的家人和他一样清醒，“鸟巢”让许多人知道了老翟，却无法改变他们的生活。

离巢

再见老翟是2008年3月26日。

上午，老翟又接待了一批中外记者。下午，老翟领着老伴袁玉香在奥林匹克中心区工地附近转了转。指着被钢结构裹着的“鸟巢”，袁玉香说，“上次我来，这里可还是一大片荒草呢！”老翟准备回家，回家前，把老伴袁玉香接到了北京，就住在“鸟巢”工地上。

在袁玉香眼里，“鸟巢”工地变了，老翟却没有变，“还是一样，堂堂正正做人”。老翟的儿子建波和东波也觉得老爸没什么变化，“光是出了点名”。他们说无论在哪个场合，老爸介绍自己的开场白还是“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民工”。工友们闲来曾跟老翟开玩笑，“你这么出名，国家肯定有很多奖金”，老翟也会不急不恼说“你想多少就多少吧！”

老家人都知道老翟出了名，出名后的老翟也把老家的晚辈们带到了他出名的地方。

2007年暑假，老翟让两个儿子带着三个堂兄弟到“鸟巢”工地，5个小年青在“鸟巢”工地呆了一个月，体验着干些了清理垃圾、推小卡车之类的零碎活。

“鸟巢”之前，老翟的小儿子东波到过北京两次，每次都是住在老翟的工地。第一次来，老翟让他一个人在北四环的工地跟着小工实习了11天。他想让东波体验农民工的生活，年纪还小的东波累得要死，心里也怪过老翟。

再来“鸟巢”，已是大二学生的东波已很能领会老爸的苦心。他的三个堂兄弟都是第一次到北京。来的第一天，三个人仰头看着“鸟巢”感叹:“确实比较厉害！这是怎么建的？”走的那天，三个人都还有点依依不舍。

东波说，虽然表面看不出来，三个堂弟的内心肯定有所变化。他自己就深有体会，在大学里跟同学还可以说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，当他穿上脏兮兮的农民工服走在北京的大街上，他还是能发现自己是个“社会最底层的人”。

这正是老翟的用意。他不光要让孩子们亲眼见识让他出名的“鸟巢”，更要让他们亲自干干他干过的活，“不要想着在外面挣钱多轻松，不要光往网吧里钻，看看家长的钱到底好不好挣！”

2008年4月初，老翟送老伴回到了河南老家。临行前，问老翟有没有可能到奥运会看开幕式时，回来看看“鸟巢”，老翟摇摇头，“恐怕比较难，好多比我名气大得多的人都没有票。”老伴袁玉香听罢有些不理解:“搁这儿干了四年，还能没张票？”

●“鸟巢”成就了老翟，就像他的老母亲说的那样“不是‘鸟巢’，在工地累死都没人知道！”但“鸟巢”即将成为老翟的过去。至于未来，老翟说他还会回北京，为了事业也好谋生也好，他还是会回到北京的工地上，不管这个项目是不是“鸟巢”。

采写 本报记者 胡群芳

他搬离的不仅是祖居地

那老爷子跟邓亚萍传递雅典奥运会火炬。CFP图片

那和利当选北京奥运会火炬手,继承了父亲的遗愿。特约记者陆欣摄

★搬迁者那和利、杨德禄

◎其人

你一定听过“鸟巢”和“水立方”所在的奥林匹克公园，但未必知道洼里乡。

如今奥林匹克公园的所在，正是原先北京市朝阳区洼里乡的地界，“鸟巢”和“水立方”可说是起于洼里乡。奥林匹克公园占地12.15平方公里，洼里乡就占其中的9平方公里。

奥林匹克公园和洼里乡，一个今生，一个前世。

对洼里乡原有的那些“土著”来说，为了“鸟巢”等场馆的兴起，自愿搬离自己多年的乡居，土地虽然没有了，前世今生的感情却不可能在朝夕间割断。

当洼里乡成为一个历史名词，他们还在，原来的洼里人那和利成了给“鸟巢”提供后勤保障的服务人员，杨德禄则找了块地把洼里复制了一遍。

他们在试图用各种方式维系这种前世今生的关联。

◎其言

50多岁的人了，不管挣不挣钱，这是我最后一个心愿。———作为山野村夫杨德禄愿意投500万来圆一个山野梦，而作为商人的杨德禄已经看淡商业收益。

奥运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，包括那和利在内。

奥运会对其他人的改变或许是暂时的，对那和利和洼里人的影响，从搬迁的那天开始，有可能是一辈子。

冥冥之中的奥运缘

要问那和利是哪儿人？过去，他可以说自己是北京市朝阳区洼里乡洼边村北沟泥河人；现在，他只能说自己是个在奥林匹克公园里上班的城里人。1963年出生的那和利，现在的身份是北京新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商贸分公司的经理。这家公司隶属于新奥物业，后者是为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公共区域提供物业管理的专业公司。那和利的任务，就是给“鸟巢”等场馆建设者提供后勤服务。

那和利是老洼里人，洼里乡一共好几个行政村，洼边、龙王堂、关西庄、仰山、羊坊和洼里村，每个村分别又有若干自然村。他家祖辈17代居住在洼里乡，是洼里的大姓大户。

那和利与奥运结缘，并不是从担任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场馆服务“后勤部长”才开始的。

2001年7月13日上午，那和利所在的村委会进行换届选举，经村民无记名投票，他当选为洼里乡洼边村十四大队队长。当晚，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。那和利从当选时就隐隐感觉“这个大队长做不长了”，后来他果真“赶上了”。

上任后的那和利，其实是十四大队的最后一任大队长。上任后不久，奥运场馆建设规划用地拆迁就开始了。身为大队长的那和利，中心工作不是带领村民搞生产，而是协助政府拆迁和做村民思想工作。

2002年8月，那和利一家第一个从洼里搬走。在村里做了两年拆迁善后之后，那和利来到现在的公司。

再后来，那和利继老父亲那忠之后，成为那家第二个奥运会火炬手。

那和利说，“那时（当选为大队长）没想那么多，后来的事一件件发生，回头想想都是缘分。”

那家第一个让路奥运

第一个从洼里搬走的决定，是那和利的父亲那忠那老爷子做出的。

当洼边村村民得知要全村搬迁时，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还没有出来，由于“没说给搬的人多少钱”，不少村民不愿意搬。搬迁公司到村里，入户都入不进去。乡里开了动员会后，那老爷子拍板，那家第一个行动。

搬迁前，那家住了5代人的老房子离奥林匹克中心场馆区很近，大门外迈出一步就是大马路。站在现在的大屯路，还能看见当时的家的位置。由于搬迁从当时划定范围的南边开始搬，那家正好首当其冲。

当过洼边村村支书、还是老党员的那老爷子知道，这时候村里人“都在看你干部怎么做”。儿子刚当选大队长，作为干部家属的那老爷子二话不说，带着全家给村里人做了一个表率。先是那家附近的二三十户，接着不到两个月，全村500多户全部搬迁。最终，整个洼里乡2745户群众顺利迁出。那家搬迁的那天，那老爷子还像往常一样，拎了桶水，给爬满房子外墙的爬山虎洒了遍水。

搬迁后，那老爷子没搬进楼房，而是在离家20多公里的昌平，找了个三间房小院住了下来。住惯平房的他希望跟在洼里一样，一出门就是院子，不然总觉得憋得慌。此后很长一段时间，那老爷子早上起来，就从昌平出发，倒两三趟公交，赶到“鸟巢”工地等场馆区附近来遛弯，从不嫌麻烦。

为奥运带头牺牲小家，那是理智。在洼里住了快一辈子的那老爷子，用这种方式来弥补难舍的情感。

老爷子的光荣与遗憾

后来，天天在奥林匹克公园附近转悠的那老爷子被央视“发现”了，通过电视报道，老爷子在北京奥运会前就成了“奥运名人”。

2004年3月，经过选拔，那老爷子成为148名雅典奥运会中国区火炬接力中年龄最大的火炬手。为了跑好自己那一棒，喝了一辈子酒的老爷子戒酒两个多月，每天手举空酒瓶当火炬，反复练跑。

2004年6月9日，那老爷子从邓亚萍手里接过雅典奥运会火炬，稳稳跑过自己曾经的“家”———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场馆建设工地后，又把火炬传给下一棒彭丽媛。

当奥运火炬手，成了此后那老爷子逢人便讲的话题。生性开朗的他还不止一次说，“2008年火炬传递，还得参加”。但老爷子没能如愿等到2008年奥运会开幕。在参加雅典火炬接力几个月后，那老爷子在2004年10月19日因心脏病突发过世。

他那关于2008年的梦想，由儿子那和利来实现。老爷子过世后，那和利被北京市政府和一家奥运TOP赞助商同时推荐为北京奥运火炬手。他已申请在2008年8月8日奥运会开幕那天跑一棒，而且希望跑过曾经的家和现在的工作地点奥林匹克中心区，他说“那样意义更大一点儿”。

奥运之后没有退路

奥运圆了那家父子的梦，却也带来新的课题。洼里变成奥林匹克公园，带来的最明显变动是，为了让路，洼里人搬了家。最不明显的变动是，从农村人变成城里人的洼里人，自己和下一代都要面临身份变更带来的生存模式和心理状态的调整。

2005年，洼里乡被彻底拆除。从此洼里乡变成奥运村乡，不再有农民户，全部转为城市居民。洼里被拆迁之前，已经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农村了。拆迁前，洼里人要么自谋营生，要么在乡镇企业打工，说是农民又不是农民，而且村民收入普遍不低。但洼里始终处于城乡接合地带。

那和利认为，正是因为奥运，原来的洼里乡，现在的奥运村地区的发展至少提前20年，洼里一带提前进入现代化都市行列。

但他也意识到了，奥运是柄双刃剑。拆迁让洼里人过去的生活理想在一夜之间就实现了。过去村民要攒10年或20年的钱，才能买套房、买辆车。现在的拆迁补偿款，就能让村民在买一套经济适用房安身立命之后，还能买辆车，有房有车的梦想一次性实现后还有富余。

按照补偿安置协议，那和利所在的原十四大队的824人除了退休和自愿出去择业的人外，全部被安置到奥运工程承建公司新奥集团下属的各个部门。45岁的那和利当了经理，原来村里许多村民成了他的属下，他的侄子那楠一度在奥林匹克中心区当起了工地保安。

身份变了，职业变了，新的问题接踵而来。首先是那和利自己。大队长那和利和经理那和利就大不相同。当大队长时，他面对的村民普遍有种想法，“我是这儿的人，犯再大的错误也走不了。有福利待遇，我也少不了。”大队长那和利面对他们还真可能“管不了，又开不出去”。当经理后，原来的村民成了国有企业员工，竞争意识强了，懂得了“不适应就得淘汰”，经理那和利也更有了“公事公办，照章办事”的底气。

这种转变还波及到了下一代那和利说，搬迁后洼里“原住民”的危机感明显重了。无论家长还是孩子，可以自豪地说“我们家原来在‘鸟巢’旁边”，但“实在不行，回家种地”的话再也不可能随便挂在嘴边了。

没有了土地依赖的洼里人住进了楼房，开始交起了物管费，停车费甚至滞纳金，也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有了更多认识，明白了“没有了土地，没有了靠山，不努力就一点儿退路都没有了”。

念家园自费建乡土博物馆

杨德禄希望他的博物馆能够在奥运前开馆 特约记者王晓晨摄

乡居楼和农具展,是杨德禄对洼里和洼里人的一种致敬。特约记者王晓晨摄

杨德禄是洼里人，但好像总跟别的洼里人不一样。

当多数洼里人守着土地过安稳日子的时候，他在外闯荡。当多数洼里人拿着拆迁补偿开始过城里人的日子时，他又回到了农村。

他甚至打算，在洼里以北的昌平小汤山复制出一个洼里来。

梦里，尽是洼里乡

当洼里乡不再是洼里乡，它还是常常出现在杨德禄的脑子里。

杨德禄说，这个地方是块宝地。历史上它是一个盆地，四面高，中间低，明清时期甚至是一片沼泽地，所以取名“洼子里”，民国时期改称“洼里”。

老辈人告诉杨德禄，这里最早是看坟人的聚居地，其后裔世代在这里延续。这里曾有许多历史古迹，最著名的是公主坟，相传洼里乡政府遗址就是道光皇帝第四个女儿的坟冢。公主坟四周院墙高大，常有朝阳平剧团在这里演出或放映电影，引得方圆十几里地的百姓相聚观看。

洼里人也都知道这个地方有两样宝，油鸡和水稻。玉泉山的水流过清河，流到这里，形成九条自然的流水通道，所以这里有九江口村。又因为这里水系发达，地下泉眼泉水冒出来，把田里的稻米灌溉得湛清碧绿，稻叶拿起来对面能看见人，产出的米是贡米，蒸出的饭喷香可口。洼里油鸡更是奇，凤头毛腿，还五个趾，味道鲜美。

有点岁数的人不少还记得，老洼里有一帮子能摔跤的队伍，由当时的一些年轻人组成。几乎每天晚上都有约定，三村四邻，到处都有摔跤的身影，围观的乡民动辄上百。摔跤的人都要穿上“褡裢”，你一个“坡脚”，我一个“背跨”，引得众人连声叫好。

杨德禄也津津乐道，小时候常去河沟摸鱼。回家后，让母亲把鱼刺挑干净，裹上棒子面，倒在油锅里一炸，味道特别香。

他还记得乡里朗家大坟院的那棵有上百年历史的长杈大柏树，少时常上去掏凤凰窝，捅松子……

别人进城，他下乡

原洼里乡洼边村村民杨德禄显然忘不了洼里。尽管洼里要拆时，杨德禄早已不是农民。

杨德禄1953年生于洼里，直到2002年洼里拆迁，才正式从洼里搬离。

杨德禄说，自己人生的头20年都是在洼里度过的。成年后的杨德禄离开洼里，到北京市第一汽车修理厂当了十多年工人。1987年，杨德禄下海。先是办起了家庭工厂，后来又和哥哥一起经营建材城。

2001年7月13日“申奥”成功的当天，有“先见之明”的杨德禄就知道洼里可能不复存在。他正式签下合同，在洼里乡往北18公里的昌平小汤山承租了50亩地，预备把家迁到这里。一是为了满足住惯独门独户的老母亲，也是为了能“效仿”洼里。

杨德禄在这里盖起了农家院，种树种菜、养鸡养猪，和80多岁的老母亲一起缅怀消失的洼里岁月。

杨德禄的爷爷是洼里远近闻名的老木匠杨云田，父亲曾是乡里人民公社的会计，母亲的娘家是做小买卖的。杨德禄说他继承了父辈技术、文化和商人的血统，是个杂家。

2005年初，不安分的杂家杨德禄在乡下又开始折腾，他的乡居楼在昌平小汤山的农家院里开业。

乡居楼是个乡土特色浓郁的农家餐厅，所有的宴会厅和包间都以洼里乡的生产大队来命名，每个包间里，又都装饰有各个大队的历史图片和典故传说。

在这个颇具乡土特色的餐厅旁边，杨德禄还搞了一个“乡村农具展”。他把自己历年来收集齐的农具展示出来，供人参观。500多件夹杂着泥土和灰尘，锈得残缺不全的农具，摆放在他设置在餐厅入口处的展厅里。

其中的300多件就直接来自洼里。“我母亲用过的洗衣棒槌，我爷爷做的老榆木三角凳”，还有他从各处搜来的织布机、衣箱、鞋楦头、碾子、犁、清末的牛车车轮等。

乡居楼和农具展，是杨德禄对洼里和洼里人的一种致敬。从商多年，杨德禄还是对自己在洼里打草去卖换取油盐酱醋，用饸饹床子压榆皮面做饸饹吃的农村生活念念不忘。直到今天，他还说“农民最伟大”，也难怪他给自己取笔名“山野村夫”。

山野村夫，有狂想

渐渐地，杨德禄的乡居楼为散居在各处的老洼里乡人所知，他们从北苑家园、天通苑社区、望都、蓬莱公寓、王府温馨公寓等城里的社区寻到乡居楼，在这里聚会，找寻当年洼里乡的记忆。

越来越多的老乡的到来，启发了杨德禄。他有了更大的构想。

2007年底，杨德禄提出建立洼里乡土博物馆，包含建洼里纪念馆、洼里乡村五谷杂粮种植展、洼里乡村工艺作坊、洼里乡村篝火场院、奥运会前举办洼里人大联欢等21项内容。他计划投资500万来修建占地400亩的乡土博物馆，并把这个规划草案提交给北京市有关部门。

从开乡居楼餐厅到盖乡土博物馆，杨德禄欲在昌平最大程度地还原一个洼里乡。

这似乎不是杨德禄一个人的想法。

2008年1月25日，洼里老乡再次在杨德禄的乡居楼聚会。得知杨德禄的计划，不少老乡给予了积极回应。

60多岁的张振成老人受羊坊村老队长的委托，将28张珍贵的老照片转赠给筹建中的乡土艺术博物馆。

80后洼里老乡张蕊建言，“多增加些民俗文化气氛，比如表演，老北京小吃，保留传统文化，将已经失去的文化找回来”。

杨德禄把博物馆也看成一次抢救的过程。

他说洼里还现存有很多宝贝，比如原洼里乡民在红白喜事上都能看到的花会表演（各种民间艺术的综合，有高跷、飞叉、吹唢呐和舞狮等），都应该通过博物馆得到传承和保留。

“外国人到中国来看什么？还得是这些！”山野村夫毫不怀疑他建博物馆的必要性。

“我再不做，谁来做？”

杨德禄搞乡土博物馆，反对的声音也不小。

许多朋友劝他，“你看哪一个博物馆是挣钱的？有多少博物馆不是只投不赚？”即使是那些支持他的人，杨德禄也明白，他们能做的也多是道义上的支持，实际行动还得靠自己。

但杨德禄决心已定。

在他准备搞农具展时，就有人劝过他，“弄它们干嘛，劈了烧火都没人要！”等他真正把500多件农具展出来，不光老人爱看，小孩和年轻人也看。人们不光看，看完还问:“洼里以前是什么样儿？有什么历史和故事？”

杨德禄说乡土博物馆就是要回答以上的问题。

当过农民、开过工厂、办过商业，现在还开餐厅的杨德禄反问那些反对的人:“我再不做，谁来做？”

“房地产开发老板能做吗？纯粹的农民做得了吗？”他说，洼里七八十岁的老人想做，有心无力了；小半代的人又对洼里的历史不了解。只有他自己，有经济基础也有市场运作经验，有责任也有义务，把洼里的亲情传承下去，

租用400亩土地得到了昌平小汤山镇的大力支持，为建博物馆，杨德禄的前期投资已达300万，从爱尔兰留学回来的儿子杨宏也在帮他搞博物馆的建筑设计。顺利的话，杨德禄希望博物馆在今年奥运会前的6月中下旬开馆。

实干的杨德禄没有忘记给博物馆找一个合理的噱头，他在计划书中，给“中国洼里乡土博物馆”前加了一个前缀“奥林匹克”。他当然欢迎未来每一个光临博物馆的人，不管他是因为奥林匹克，还是因为洼里而来。

“鸟巢”85后透视社会的眼

朱昱和李宁希望透过记录“鸟巢”记录历史。 特约记者陆欣摄

李宁和朱昱在拍摄工作中。特约记者陆欣摄

★记录者李宁和朱昱

◎其人

李宁和朱昱是两个生于1985年之后的大三学生。李宁是男生，朱昱是女生，两人是情侣。

他们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，他们都爱折腾，都不愿意被淹没，都有一点点叛逆，都认为“不能走跟别人一样的路”。

2006年，已经一见钟情的他们再次一拍即合———要自己动手给“鸟巢”拍一部纪录片。到现在，他们的纪录片快“杀青”了，他们手头上有关于“鸟巢”的3000多分钟素材和无数卷胶片。

◎其言

“感同深受地触摸历史，那感觉很爽。”———这是朱昱和李宁拍摄“鸟巢”的体会。

他们是两个生于1985年之后的大学生。他们自发为“鸟巢”拍了一部纪录片。他们有想法，有激情，渴望深入社会，了解中国。

他们到现在还在感叹，幸亏中国不是在2000年办奥运，幸亏“鸟巢”2005年才动工，幸亏在2005年入读北京的大学，幸亏认识了对方，幸亏“赶上了”。

赶上了，“鸟巢”就成了他们纪录社会的一个发端和开始。

85后的野心

李宁和朱昱第一次跟“鸟巢”碰面，要追溯到2006年4月。

北京市摄影家协会组织“擎起奥运大厦的人们”主题拍摄活动，摄影专业的大一学生李宁和朱昱参加了。尽管被“鸟巢”震撼了，但他们的收获并不大。

他们跟扛着长枪大炮、行头特多的大部队一起，片子拍了不少，但都是些“大路货”。李宁听见一个上了年纪的摄影发烧友说:“这可是个难得的工业题材。”还有一些人把镜头对准了农民工，干巴巴地拍了几张照，问了问人家“户口”就走了。

李宁和朱昱有些泄气，下意识地觉得这不是他们要的。

后来李宁和朱昱单独行动，又去过好几次“鸟巢”，他们希望对那次不成功的接触做些弥补。他们敏感地觉得，“鸟巢”绝不只是个工业题材那么简单，而会是一个缩影。

一开始，李宁和朱昱的视野也还只是停留在“鸟巢”。去“鸟巢”成了他们业余生活的全部，为了近距离观察和记录“鸟巢”，他们和“鸟巢”工地保安成了朋友；他们密切关注“鸟巢”和其周边环境的点滴变化；他们甚至有意识地用4×5黑白胶片来拍照，因为隐隐觉得自己是在纪录历史，而4×5胶片比普通胶片更容易保存和放大。

拍摄“鸟巢”时，李宁和朱昱有个原则，“要拍就拍一个不歌颂、不批判、不搞怪、不异化的东西”。于是，工地里随处可见的杂物，树枝上的小鸟巢，工地隐蔽处工人拉的屎，用建筑废料等搭建的农民工篮球架，为老外和领导来参观专门种的青草路，以及在工地灰尘中绝尘而去的包工头的大奔，都是他们的黑白照片中表现的内容。

他们既拍“鸟巢”本身，也拍“鸟巢”农民工。

去过无数遍“鸟巢”，攒下无数张照片后，李宁和朱昱意识到他们还有“野心”，觉得像这样拍几张“呆照”远远不够。

他们真正想做的是记录，记录有声有色、表情丰富、可以哭可以笑的“鸟巢”。他们想把焦点调回到人本身，给“鸟巢”农民工拍纪录片的想法顺理成章地诞生了。

随农民工回家“调研”

无论拍照还是拍纪录片，李宁和朱昱的想法其实都很简单，“去记录那些很真实的，但没人记录的”。在意识到“鸟巢”也许只是农民工们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之后，李宁和朱昱决心拿起自己的二手摄影机，跟农民工们回家，他们要从“鸟巢”延伸开去。

李宁和朱昱很早就开始在“鸟巢”工地上物色可以带他们“回家”的对象，农民工们的态度大多是，拍照没问题，一起回家过年，就不愿意了。

2007年春节前，李宁第一次跟农民工老沈回江苏溧阳过年。2006年腊月二十八，李宁和老沈等五个农民工一起踏上回江苏溧阳的火车。这些人中有三个，老沈、老狄和李安明，后来成为李宁和朱昱的纪录片的主人公。此后的一年多时间内，李宁和朱昱分别跟这三个人回家五次和三次，在摄像头下，他们和农民工从陌生变成熟人，从熟人变成朋友。

下乡前，农民工的生活大概只存在于李宁和朱昱的想象中。下乡之后，他们见识到了在北京和学校可能永远无法了解的生活。

他们随农民工李安明回家为其新房上梁。李安明的新房不是他们想象中的土坯房，而是造价20多万的三层小楼，屋外还有直通二楼的阶梯，简直就是一栋小别墅。

农民工头头沈师傅不得不为家乡的儿子沈盛操心。父母都在北京打工，年收入五万左右，沈盛偏偏跟在老家照顾自己的奶奶没有共同语言，也不爱读书。初中未毕业就提前辍学到北京，打了几天工，又因为心浮气躁辞职了。

还有经历坎坷的老狄，十几年前把留京名额让给弟弟的老狄再回北京，到“鸟巢”工地打工讨生活，而弟弟却因为建“鸟巢”获得拆迁补偿，在北京过着有车有房的殷实生活。

新时代农民工的新房，无法理解的90后，还有造化弄人的老狄，下乡好比一场“调研”，“鸟巢”为李宁和朱昱打开一扇深入了解这个社会的窗口。

回京后的朱昱常常提起常州（农民工们的老家江苏溧阳属于常州市），重要原因是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城竟有数个哈根达斯店，其发达富足程度让朱昱很是吃惊。

记录别人也记录自己

拍纪录片既是李宁和朱昱的一个尝试，也像是他们记录自己的一个理由。

从为“鸟巢”拍第一分钟素材，到现在已开始为纪录片做最后的剪辑，“导演”李宁和朱昱从没有因“要不要拍下去”产生疑虑，倒常常因“到底要如何拍”发生小分歧。个性鲜明的两个85后，在拍纪录片的过程中多数时候保持惊人的一致。

他们一度想完全掩饰自己的主观立场，要“用一个100分钟左右的故事，比较冷静地讲述三个农民工的命运”，后来发现“在纪录片中完全把自己摘出去”的想法不切实际，他们的折衷是忠于事实，和已经成为朋友的被记录者在一起，不再刻意隐藏85后人的个性和感情。某种程度上，他们自己也是纪录片中未露面的主角。

关于合伙拍“鸟巢”纪录片，朱昱还有个“著名”观点，她认为李宁的行动力超强，正好可以弥补她想法多，但行动力一般的特点。朱昱总是想起自己在高三拍摄的高中生活短片，直到今天，那些素材还躺在柜子里。她坚信，这部“鸟巢”纪录片的命运肯定不会如此。

借农民工圆自己一个奥运梦

苏坚觉得奥运当前,非得为农民工兄弟做点什么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《他们》

★圆梦者苏坚

◎其人

广州美术学院教师苏坚自费到北京奥林匹克工地旁，请奥运农民工做模特画了一幅油画，然后把卖画所得给农民工买奥运门票，资助他们看奥运比赛。

◎其言

“不做就是一个遗憾。”———苏坚认死理，非得为奥运农民工做点什么。

什么是“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梦想”？广州美术学院教师苏坚认为，就是把建筑奥运场馆的农民工们再请回场馆，看一场奥运会比赛。

这与其说是圆了奥运农民工的梦想，更像是圆了他自己关于奥运的梦想。

《他们》

《他们》是一幅油画，出自广州美术学院教师苏坚之手，完成于炎热的2007年8月的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“鸟巢”北面的一个建筑工地。

这是一幅群像。五个曾在北京打工的建筑农民工贠房只、于庆祝、王社起、王红涛、张艳群是主角。他们或站或蹲，敞着上衣甚至打着赤膊挽着裤腿，叼着烟还手扶铁锨，一条盘旋在他们身边的狗好奇地仰着头，好一幅农民工上工间隙小歇的“原生态”图景。

仔细端详画布，竟是蓝、白、红三色相间的塑料编织袋。油画的作者苏坚解释，“我故意把建筑工人进城时最常用的编织袋裱在了画布上面。”

这样的画像一个精心的策划。创作《他们》之前，苏坚先对画布动起了脑筋。他专门去画廊，要求用打磨光滑的塑料编织袋材料裱面，并在下面再装裱一层油画布。裱画师傅搓着手就是不敢答应，理由是“没见过这样画画的，做起来也保证不了质量，可能会起皱”。苏坚鼓励他们“没关系，大胆去做，做坏了我也照付工钱”。

要一个“农民工味”十足的画布是苏坚策划的第一步。随后，他找到了最热火朝天的奥运工地，然后宣布了那个“圆梦”计划。

“他们一天工作12个小时，最底层工人的工资，大概在1000元上下。这个收入，即使他们‘梦想’且‘可以’看奥运，未必舍得那个花费———吃住行看一条龙都包括在内。当北京奥运开幕时，我不知道多少人还能想起脚下看台工人们曾滴下的汗水！他们中很多人因为支付不了费用而失去甚至从电视观看奥运的权利。”

苏坚许诺:“谁买了油画《他们》，上面的五个人就有机会看一场北京奥运会比赛！”他的意思是要把卖画的钱捐给油画的主角，资助他们重回北京看奥运。

后来，《他们》在北京798艺术园区的K艺术画廊展出，同时又挂在了易趣网上拍卖。几经周折，被北京买家以32008元的价格买走。苏坚的圆梦计划完成了第一步。

他们

《他们》里除了人，还有字。那些字代表了五个画中人的奥运梦想。

这些在苏坚“授意”下写出的梦想分别是:“贠房只，梦想看一场足球比赛；王社起，梦想看一场篮球比赛；王红涛，看一场举重比赛；张艳群，看一场跳水比赛；于庆祝，梦想看一场武术比赛。”

对苏坚来说，一开始，“他们”是一个群体，并不是哪一个特定的人。仅一个“鸟巢”工地，农民工人数就超过5000，最多时候达到7000人。后来，“他们”就是这特定的五个人贠房只、于庆祝、王社起、王红涛、张艳群。

2007年8月5日，苏坚从广州来到北京，目的只有一个，给奥运农民工画画，然后把卖画所得捐给农民工。此前，苏坚无意间看到一则新闻，大致是说奥运会期间，北京将遣返外来人口、农民工和“衣衫不整”者。向来认为“奥运是全国人民的奥运”的苏坚，当即认为这则新闻传递出的信息“极其不妥”。尽管后来有官方消息出来辟谣该报道不实，但“一定要为奥运农民工做点什么”的念头在苏坚心里种下了根。

到北京的第二天，苏坚通过在北京某建筑设计院工作的弟弟帮忙，“用了一点小策略”，以“宣传奥运搞创作”为理由，进到在建中的奥林匹克公园。后来成为油画主角的五个农民工全部来自奥林匹克公园这个“鸟巢”以北的工地。

进入工地的苏坚总喜欢在农民工最放松的时候出现。比如午饭时，跟他们进食堂并观察他们。

很快，苏坚“相中”了一个农民工，约好第二天给他当模特。第二天苏坚到工地时，这个农民工等不及自己去干活了。被爽约的苏坚这时注意到了于庆祝，这个工地保安。之后，于庆祝成了油画的第一个模特。

被苏坚认为“形象感很强”的贠房只有一口参差的牙，嘴一张开就有些合不拢，苏坚看他从食堂打了一碗饭、蹲在太阳底下吃饭的神态，就认定他是个合适的模特。

操严重口音的贠房只其实是被“命令”来的。工地的小包工头替苏坚做了思想工作，他就来了。贠房只是河南人，不识字，仅会写自己的名字。

最有个性的是王红涛。这个陕西农民工是个“很过瘾的一个人”。每次去工地，苏坚几乎都能发现他在看报、喝啤酒，还写得一手好字，据说曾想过去学国画。

2007年8月10日开始，苏坚用了不到十天的时间，以他们为原型创作出了《他们》。有一个细节让他印象深刻，创作中，苏坚让王红涛戴上一顶黄色的安全帽，遭到“严厉抵制”。后来苏坚才知道，在工地上，不同颜色的安全帽代表不同工种，最底层的工人才戴黄色安全帽。

2007年8月24日，当苏坚第一次领着《他们》和他们参加第十四届中国艺术博览会时，第一次看画展的他们，看到展厅里动辄几十万、上百万的画作，不禁咋舌。当苏坚半开玩笑地说，“《他们》到时候也能卖3万，你们信不信？”他们无一例外地摇头。

他

苏坚当然不是在跟农民工们开玩笑。他也真的将《他们》以超出3万的价格卖了出去。

《他们》为苏坚带来的不只是关注。除了外界的质疑声音，苏坚也遭到“他们”的怀疑。

张艳群怀疑过苏坚创作《他们》的动机，于庆祝半真半假地对他说:“给我们每人1000块算了”。王红涛更直接发短信给苏坚:“我们在农村，温饱都解决不了，何谈看奥运”。满腔热情的画家遭遇冷静的农民工，这自然有些尴尬。